欧宝APP胡安焉：将快递日常沉淀下来有许多值得书写的文学图景

发布日期：2023-06-09 02:41:36    已浏览 次    发布者:小编

　　6月4日，作者胡安焉携新书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与专栏作家张丰、译者李昊做客成都方所书店，和读者分享一个普通人如何拿起笔，走向世界更深处。
　　打开豆瓣读书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条目，可以看到“一周热门非虚构类图书1位”，想读标记人数达2.1万，7000多人读过，评分高达8.3分，这对于一个普通作者的第一本书而言，可以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。
　　其实作者胡安焉从2009年就开始写作，他喜爱读西方名著，读完了塞林格的所有小说并模仿其写作，也读雷蒙德·卡佛、理查德·耶茨……起初，他是以小说为创作目标的，但据他所说“读者寥寥”。
　　直到2020年4月，他写的一篇随笔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在社交媒体上火了；2021年7月，他又写下了日记《在上海打工的回忆》等，唤起了很多人的反响；到今年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出版欧宝APP，这些记录他真实生活经历的文字，让他感受到了写作带来的真正价值。
　　不过，如他曾在某次采访中所说：“非虚构的阶段其实更多是帮助我看清自己的本质，这对我之后的虚构写作而言，它构成了一种最基本的态度。这个态度可能不是小说的情节、人物、或者结构，而是一旦我落笔，我整个的人生状态就会体现在我的叙述中，这是一种更本质的沉淀。”
　　因此，他从没有放弃创作长篇小说，那篇“像独白一样的文本，描写介乎在生存和生活之间的、一种中间地带的生活图景”的长篇小说。
　　胡安焉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的19份工作，他辗转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做过快递员、夜班拣货工人、便利店店员、保安、自行车店销售、服装店销售……短的不过几月，最长期的两年半。如果全部写下来，大概又不止这个数字。
　　在北京送快递的两年，他“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“，他觉得，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，多是为了融入社会这个巨大的运转机器里，而他随时可以被替换。只有在写作的时候，才是属于他的独特的时刻。6月4日，胡安焉携新书与作家张丰、译者李昊做客成都方所书店，和读者分享一个普通人如何拿起笔，走向世界更深处。
　　“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非常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想法，他并没有怀着‘我是一个专门的写作者’来体验生活。”李昊和张丰读完这本书有一个共同感受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胡安焉说他最初写作时“我希望它是一个创作”，类似小说那般，而这本书不像一个创作，“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记录，它有自己的一种思考。”
　　他直言自己在这些工作经历发生时，根本无法也无力思考，“了十个多月，在德邦的分拣厂里理货，长期的夜班，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，每个月休四天。一周工时在70多个小时以上。睡觉是最磨人的事。人还是需要麻木才能够去适应那种工作强度大、重复性高、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。”他直言当时的生活处境让他遗忘掉所有意义，否则根本扛不住，当然更无法写作。
　　后来写这本书时，他实际上已经从那些经历中脱身出来，能够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生活。
　　他说，事实上，他对自己所有的打工经历，只怀有感激和怀念，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忿——他承认曾经有过，但已经全部放下了。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，他逐渐认识到，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写书让他不断回顾在过往工作中所面对的不同处境与不同的选择，问“我为什么当时会有那样的感受、想法和选择，那也是重新认识自己。”
　　这一点与张丰提及的作者写作的另一特点相契合，“他能跳出来看到自己，实际上他没有更多地去抱怨社会是否公平，我是否是一个受害者。”对此，李昊表示赞同，“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劳动者来复述做过的工作，而不是站在高处来批判这个系统是如何剥削了‘我’这一劳动者。”
　　为什么做十几份工作呢？胡安焉坦诚是纯粹是出于逃避的本能，“处理不了眼前的困难了”，“但是如果反过来说，是敢于放弃的勇气，可能很多人没有我那么敢于放弃。”
　　他大多数的工作都没有主动干预或规划。“职业规划应该说没有，到今天为止都没有，我都是倾向于想办法接受现实而不是想假如有另一种可能性，我还是比较被动的。”
　　但其中有一份加入漫画社做学徒的工作是他主动选择且喜欢的，“在这之前我做过6份工作，都不太适应，觉得自己跟同龄人相比很幼稚、很蠢，充满了挫折感，又性格内向，不善于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总之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和不适应感。”
　　和漫画社一群十几二十岁的朋友们打交道，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。“我发现他们很多都是主动地强化自己身上边缘化的东西。而我在之前几年的工作里，实际上对自己边缘这一点是觉得恐慌的，我之前是希望能够融入社会的。”这群人让他意识到他的内向不是自我的问题，“但总的来说，我跟他们不是同一类人，不过他们给我的那种影响以另一种方式推动我之后精神方面的成长。”
　　后来，他还跟几个漫画社的朋友一起去“北漂”，去做完全自由的漫画创作，但囿于经济原因，他最后还是离开了。但胡安焉将北京这段经历看得很重要，“它是启蒙，一个起点。”
　　“从那时候起，我不会单一地去看待生活应该追求什么，比如像一条轨道一样，应该怎样一步一步做出正确的判断、规划和调节自己。我后来觉得无论怎样都行，这个想法对我挺好的，让我很多的焦虑都消失了。我只要认真地度过每一段生活，不需要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。”
　　但他也表示这样的想法需要到年龄更大、更成熟的时候才能体会到。“到30多岁以后吧，北京的那一段经历它才真正进入到我实际的生活态度之中，我可以更坦然地去面对周遭，面对我的处境，面对身边人对我的看法。”
　　这本书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关注，但胡安焉却对这种“关注”保持着清醒或较为冷静的态度，他说这几个月不断做分享活动、接受采访，有时候和他一起做分享的是社会学的老师，他知道“很明显是觉得我是一个社会学现象，而不是一个文学现象”。他也不太在乎“快递员写作”一类的标签，他始终认为任何写作得到关注，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这些年，他慢慢“厘清自我”，时间将看清他写作的本质，“我的视线始终只盯牢自己，因为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，必然会在更高的层面融汇于普遍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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